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佛家學說真正的最精微之處就是祂的哲學性、生命性、廣袤性和祂的深刻性。
對於這“四個性”，宋明理學它并沒有體察到，但是，它又要借歷史賦予它的機會，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所謂的正統地位的確立，某種程度上，如果不加以自省，就會產生執著。這個時候就無法超越名言相，無法超越它本身宗派的局限，無法超越它自身的宇宙認識，不能夠深入。

也就是說，佛家所講的十三層識的理念、唯識的理念，不僅是佛家本身的流派所了解、研究的深入程度、廣度都不深，更不用說流傳到社會上，而流傳到社會上的，僅僅是很小部分。

關於生命的學說，作為宋明理學而言，佛家的生命學說太深奧，無法理喻，無法去探究，無法去品嘗，因為，祂聯繫到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一旦落入了六識的窠臼，由於生死大事是不可以質疑的，它一定是不同於社會上、歷史上的任何學問，因此，這一個不同，確定了這個傳承非常之深奧、非常之深刻，而這個深奧、深刻的生命觀點、生命理念、生命實踐以及生命的實際操作，這必須是要有傳承的。

而宋明理學它又要倨傲於它的統治地位，這就會局限宋明理學對宇宙真理的進一步的探索。這一種非無我、非清淨的思維狀態，它既偏離了古老的孔子問道學禮的精勤的精神，也局限了它向佛道兩家以及其他更多的思想深入和究竟的研究、探討以及學習。

宋明理學在接受佛法的營養時，確確實實是有些地方學得是有一點偏差的，甚至是大偏差。它的偏差關鍵在哪？關鍵就是偏離了佛家思想對生命、對宇宙究竟的探索。當一個理論離開了生命的實踐，當一個理論離開了它哲學上的究竟，那麼，它必定是會越走越遠，甚至是產生偏差的。

我們曾經討論到，宋明理學走上正統的思想地位的同時，也改換了先秦原典儒學的積極的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頹廢。
其實，宋明理學，如果它真正地明白了佛家所言的本體而立萬物的緣起法則，它怎麼可能不趨向積極呢？

如果宋明理學它真正地明白了佛家哲學所言的對於本體論而立萬物的生命法則，那麼，它怎麼可能不更積極呢？
因為，佛家的生命哲學、生命的理念、生命的實踐、生命的驗證，這是非常生動而有趣的宇宙實踐。這一個實踐，每一個人都是眾缘具足之際加以自我的發展的。

發展什麼？也就是說，發展到虹化和轉世。
發展什麼？也就是可以發展到虹化、霓虹、空行、不思議境和涅槃之境的。
因此，佛家的生命體驗，祂是非常積極的。佛家的非常積極的生命實踐，這當然是需要口授心傳的。

當佛家的理念正處於低潮的時候，佛家的理念沒有可能——這一些精闢的佛家的生命的哲學和生命的實踐——就沒有可能被高高在上的當時的宋明理學的理學大家們去接受的。

我們回顧這個理學，並不是為了回顧而回顧，為了學理學而學理學。我們是為了研究歷史，研究中國哲學的大歷史而研究這一段大歷史，而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佛法的真正的精神。

我們聖密行者們要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髓，尤其是“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精神，這樣的一種心態在今天去恢復中華傳統文化，這也就是程顥所謂的“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於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這與我們平時所討論、所講的“學佛學”和“學佛”兩者的區別，其旨趣幾乎是毫無二致的。

我們現在研究宋明理學，回顧宋明理學，再來回顧我們自己聖密宗的教法。我們相信，聖密宗的教法裡頭，有很多歷史上的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我們曾經討論過，我們和少林寺的禪宗有著遠端的血緣關係。這些血緣關係不僅是從遠端的傳承中可以找到脈絡，也可以從近端的教法中也找到相同之處、相同之點。

我們回顧，從理學角度出發的對宇宙真理的觀照、平等包容的理念的接受，為我們在後續中更好地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價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同時，我們最近也從《大公報》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開始肯定了
跋陀聖祖祂在少林寺傳承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非常之好。

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有責任來討論一下：
跋陀聖祖來到中國之後，祂做了些什麼？
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後來祂又如何發展祂的傳承？

而祂的傳承確確實實是我們現代可以說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我們研究
跋陀聖祖的傳承，並非是要推翻少林寺現在
達摩聖祖傳承這一條線，而是“錦上添花”，使少林寺的傳承更為豐富，更為翔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