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家卓新平：文化发展需要先重树文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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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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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突出并实践‘斗争’哲学时，社会则基本处于混乱、动荡的状况之中，结果是人人自危、信仰丢失，就连它的倡导、实践者本身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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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不像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那样有着无限分离的距离，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同时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

如何重建公共信仰并处理各种不同性质信仰之间的冲突，在当代中国重建道德体系的过程中信仰能够扮演何种角色，都是困扰当前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卓新平的演讲聚焦的就是这些问题。他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参与了国家重大宗教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信仰是人类求知的产物
在演讲开始，卓新平即指出，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之中，仍旧不能搁置信仰的作用。因为“敬畏感是一种宗教情怀，体现出信仰的超越性，而且指引、支配着人们心中的道德律，这是法治、秩序等社会规范的重要补充。因为法作为社会表层规范，它是被动、强制的，有了这种敬畏感，就得到了人心深层的思考，就会使人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呼应和支撑”。

卓新平说，没有信仰，“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这些问题就出现了，而这种道德困境和价值缺失正在考验、煎熬着中国人的良心。

他举例说，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失落的精神家园，比如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很久以后又重提 “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广州和武汉也联手上演《信仰》之剧，以文艺形式让信仰重新登上当代公民社会的舞台；关公崇拜也在被有识之士以“申遗”的方式来谋求其返璞归真。

那信仰到底是什么？卓新平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作答，“信仰是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他说，这是因为信仰是朝向未来的，是让人们往前争取的。他认为对信仰的理解应持一种开放态度，信仰涵括神圣与世俗两大层面，而且也应看到信仰之中及信仰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商讨、探究的空间。“

。“因为信仰是人类求知的产物，是对‘未知’的一种具有模糊性、神秘性、神圣性、整体性的把握，显然这其中也有对尚无法获得答复之问的‘自答’、‘自解’。已知是有限，未知乃无限。信仰的言述有其平等性，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信仰，在关涉理性和确知的方面则都是相似或相近的，很难说此高彼低、此真彼伪。”

靠信仰分层解决信仰冲突
卓新平强调指出，尽管信仰有着最为典型鲜明的排他性，但人类的信仰不可能是单一的。他认为，信仰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同一层面的信仰也可分为多种，比如信仰一般可分为世俗信仰和宗教信仰两大层面，宗教信仰相信其目的只能在未来的彼岸（来世）得以实现，而世俗信仰则从“此岸”、“今世”的角度关注人类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

世俗信仰从涉及的领域及范围又可分为政治信仰、社会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大众信仰、民俗信仰等层面。

文化发展先重树文化信仰
谈及文化信仰，卓新平也从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视角，就当前的文化重建和文化繁荣给出了相当有力量和意义的评论。他认为，文化的产业化不能割舍价值的内核，没有价值层面的文化信仰，一味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今天的中华文化重建中，我们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由此出现的时髦话语‘文化产业’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文化产业’不能因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

。‘文化产业’不能因产业化而导致文化物化、物质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过去‘教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其‘化’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应是‘文化产业’的前车之鉴，决不可因文‘化’‘钱显’而走向文化浅显、文化流俗的嬗变。”

他强调，文化发展繁荣首先应是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使我们重树文化信仰、重有文化敬畏，从而让我们的文化之魂留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其次则应关注文化事业，以更大的投入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功能建设，以此为前提，文化产业才可能健康发展，取得积极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