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我們研究 跋陀聖祖的傳承，並非是要推翻少林寺現在 達摩聖祖傳承這一條線，而是“錦上添花”，使少林寺的傳承更為豐富，更為翔實。
我們因為已經是歸宗少林寺，既然歸宗少林寺，我們對少林寺的歷史的研究，也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我相信，我們的討論能夠豐富少林寺的少林文化。

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發展，以及它最後的歸宿，這些其實都是偉大歷史的自己的選擇。在大歷史的滾滾向前的洪流中，他們任何一個方面的人和事，都沒有可能選擇他們自己，他們只有被大歷史所選中的時候，竭盡全力表現他們自己。

從大歷史的角度，理學的產生，可以看到，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前面的聖密龍講通過對宋明理學的得和失的分析上，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
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如何正確地回應外來文化？
如何正確地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倫理危機，以及種種的社會危機？

佛家學說真正的最精微之處就是祂的哲學性、生命性、廣袤性和祂的深刻性。
對於這“四個性”，宋明理學它并沒有體察到，但是，它又要借歷史賦予它的機會，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所謂的正統地位的確立，某種程度上，如果不加以自省，就會產生執著。這個時候就無法超越名言相，無法超越它本身宗派的局限，無法超越它自身的宇宙認識，不能夠深入。

佛家學說真正的最精微之處就是祂的哲學性、生命性、廣袤性和祂的深刻性。

我們聖密行者們要更好地理解和領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髓，尤其是“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精神，這樣的一種心態在今天去恢復中華傳統文化，這也就是程顥所謂的“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於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這與我們平時所討論、所講的“學佛學”和“學佛”兩者的區別，其旨趣幾乎是毫無二致的。

第499講信仰危機 道德危機 2015.9.12.廣播聖密龍講

我們研究 跋陀聖祖的傳承，並非是要推翻少林寺現在 達摩聖祖傳承這一條線，而是“錦上添花”，使少林寺的傳承更為豐富，更為翔實。

今天是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第499次聖密龍講。
前面數次的聖密龍講，我們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到了在中國的歷史上理學的產生，甚至聯繫到儒學思想的一個概要的發展線索，包括它們與佛、道以及其他中國文化的種種的關係。
從大歷史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發展，以及它最後的歸宿，這些其實都是偉大歷史的自己的選擇。在大歷史的滾滾向前的洪流中，他們任何一個方面的人和事，都沒有可能選擇他們自己，他們只有被大歷史所選中的時候，竭盡全力表現他們自己。但是，當大歷史它所表現的、它所授予的、賦予的種種的機遇消失的時候，這些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儘管竭盡全力，也是沒有辦法再重整旗鼓。除非大歷史還是繼續要讓他在歷史舞台上進行表演。
因為，從大歷史的角度，理學的產生，可以看到，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前面的聖密龍講通過對宋明理學的得和失的分析上，來幫助我們思索一些：

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如何正確地回應外來文化？
如何正確地面對和處理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倫理危機，以及種種的社會危機？
我們在觀察到宋明理學興起的時候，討論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正是在佛家的學說受到了統治者的不喜歡的時候，受到了嚴重的壓制，突出的例子就是唐武宗滅佛。從面上看，唐武宗自己生了重病，他要請道家的術士為他治病，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家受到推崇。道家受到推崇的時候，相對來說，佛家就開始受到了壓制，甚至是嚴重的壓制。

由於宇宙本身顯示了祂偉大的因果關係、因緣關係，顯示了祂的基本的能動力，因此，佛家的壓制，雖然在短短的五六年中間，受到了非常殘酷的嚴重環境，佛家被壓制的時候，寺院被焚燒，僧尼被還俗，不肯還俗的，就予以殺戮，尤其是當時的密宗，密宗的種種的法器，密宗的種種的法本、教法、教相、事相、戒相、圓相，統統地被摧殘。
當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延續的時間事實上并不長久。當唐武宗最終因為生病而死亡的時候，很快，道家的發展也在這一場滅佛運動的後期也慢慢地受到了宇宙的力量的壓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理學之所以獲得了理順成章的舒展，也就是儒學得以復興。由於儒學它並沒有像道家一樣簡單地排斥外來文化、排斥佛教，反而積極地回應，吸收了佛家其中它認為是佛家優秀的部分。
像程顥的許多思想，比如說講：“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這其實正是涉及到了西方文化哲學所認為的“宇宙的本體論”。慢慢的，從先秦時代的儒家學說的“性善論”和“性惡論”，過渡到了後代的“無善無惡”的本體觀念。從這一點上說，這不可謂不是一種進步。
中國的哲學歷史，這時候，從儒家的發展也已經慢慢地涉獵到了、討論了“心物一體”這一個問題。

以佛家而論，世界是靈性的投影，所以，這關鍵不是在於觀照於外在的物體，而是，觀照宇宙必須在於對自心的觀照，也就是說“觀自在”。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就是說，在於自心的、內心的修行。
這些觀點其實與《易經》本身所講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相互對照、相互呼應、相互蕩磨、相互借鑒。
在這裡，理學思想又借鑒了佛學思想的“心性說”的觀點。自然，他們的詮釋，應該說跟佛教還是有非常細微的差別，就在於 大聖 佛祖的理論中間，非常系統地在這種萬物變化之中，闡明了緣起的思想，闡明了生命的觀點，闡明了生命的轉化，闡明了生命的宇宙至極機制——虹化和轉世。

而宋明理學似乎對此并沒有深入的闡發，只源於佛教的這一理論只還正在佛教的密宗那裡秘而不發，并沒有在當時中國社會廣泛的流傳。
可以看到，理學的一些思想太過簡單，也太過機械，看上去比較死板，沒有活生生、活脫脫的生命體驗，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區別。
但是，理學這種謙遜地吸收了新的文化營養的做法，給予了宋明理學它自身新的生命動力，此時，又遇到了宇宙的選擇，佛道兩家當時雙雙衰落，由是，宇宙就選擇了宋明理學，那麼，宋明理學大發展的契機已經成熟。它應運而生，應運而復興，應運而發展，在此宇宙選擇的關頭，而被人們，被中國的學問家們專門命名為“宋明理學”。

但是，在歷史上，很多學者都不是很喜歡理學，因為理學確實是到後來顯得有些專制了，也就是走上了某一種的極端，這實在是遠離了先秦時期孔老夫子“過猶不及”的中、正、和、大的基本原則、基本理念、基本思想。
這不僅是它沒有最好地傳承先秦儒家的精髓，也是因為它在借鑒佛家思想的同時，沒有深入地領會到佛法之中真正最精微之處，但是它又要堅持自己的正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