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金融危机与宗教发展[1/3]
摘 要：本文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来看社会与信仰、经济与宗教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而分析当代社会变动中宗教板块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指出目前中国宗教状况大致已形成“护持” 型的“核心板块”、“自发” 型的“新生板块” 以及“模糊” 型的“边缘板块” 这三大宗教“板块”，认为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理想形态应是在依法治国、政府积极引导基础上的“一体多元”、“主次协调”，即体现政府在管理宗教上的法律、政治和行政权威，承认宗教存在形态上的多元现象，协调好在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处境中形成的主要宗教和次要宗教的和谐共存关系，倡导宗教发展走向社会层面的服务参与、文化层面的承上启下和信仰层面的返璞归真。
关键词：金融危机 宗教板块 宗教发展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不是经济学者，不敢妄论经济问题。但这次金融危机及与之关联的经济危机有一个特点，引起了我们在信仰、宗教问题研究上的兴趣和思索。这就是社会与信仰、
经济与宗教的对应或呼应关系。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曾论及其信仰、宗教是其社会及经济发展“潜在的精神力量”，起到了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作用。当然，这是一种“神圣”层面上的信仰，是基于“超越” 追求的宗教，因而典型地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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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１９５５年生于湖南，１９８７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基督教神学、比较宗教学和西方思想文化及哲学史研究。
“精神变物质”的意义。尽管西方社会尤其是其宗教理论界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究竟是“祛魅”还是“复魅”争论不休，宗教“世俗化” 观点的倡导人彼得·贝格尔亦动摇不定，反反复复，在断言世界进入“世俗化”后仅隔３０年就“迷途知返”，以“世界的非世俗化”的宣称而再次令世界“惊讶”！① 但无论是韦伯的“解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与“复魅” （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一译“再着魅”），还是贝格尔的“世俗化”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与“非世俗化” （ｄ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都不能回避或掩盖这一事实，即传统意义上的“神圣” 信仰与宗教已越来越边缘化，
已或多或少地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但现代社会开始与这种“神圣” 信仰及宗教共舞的，则是各种“世俗” 信仰与“新兴” 宗教的崛起，从而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和多元。
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上面所谈到的“世俗信仰”的存在及其相应的“危机”。其实，从这次“始作俑者”美国来看，其金融体制、经济结构本身基本上完好无损，问题乃出在其金融运作中滥用了这一体制机制得以建立的“信用”。对人们的“信”不是加以“信用”而是实施“骗用”，其推出的“产品”、实行的“包装”，可能是借助于人们的“信任”而实际上在“行骗”；而负有金融体制监管责任的机构亦不负责任或“别有用心”，把人们对其的“信”加以滥用，却以“骗” 来反馈形成“误导”，从而使“信用”这一光环实际上已经暗淡，其“骗用” 的异化则越来越包不住、藏不了。其结果，这种在“信用”招牌下的“滥用” 或“骗用” 一旦被曝光，灾难则会降临，甚至可能导致其整个经济体制和基本制度的动摇或“崩溃”。我们看到，当人们保持其“信心”、“信任”和“信赖”时，这种“金融信仰” 似完好无缺，其“信用” 亦得心应手、畅通无阻。而一旦这种“信心”、“信任” 和“信赖”失去，其“信仰”亦会崩塌，无“信”可“用”。所以说，巨额财富的一夜蒸发在经济学上可用“气球”被吹破、“泡沫”被挤掉来解释，而在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层面上，则也是“精神带走物质”，使之荡然无存。与“神圣” 信仰相同的是这种“世俗” 信仰也要靠前瞻、靠投入、靠冒险，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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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彼得·贝格尔在１９６９年出版其宣称现代社会进入“世俗化” 时代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神圣的帷幕》和《天使的传言》，但在１９９９年却推翻自己的观点而主编出版《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一书，改而成为“非世俗化” 理论的重要代言人。
“破灭” 后的重建亦十分艰巨、非常缓慢。但与“神圣” 信仰不同的是，这种“世俗” 信仰的走向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成正比，经济危机越大，世俗信仰也就越“危机”，而“神圣” 信仰却往往会与社会危机成反比，即社会问题越多、越复杂，“神圣” 信仰的“世俗” 危机则越会减少、减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希望。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世俗” 信仰也出现崩盘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意义上“神圣” 信仰的重新抬头，看到相关宗教的“复魅” 与“复兴”。
在此，我们还应关注“信仰” 的“资本” 意义。正如“金融资本” 基于“信用”关系的变化有其“实”、“虚” 两面那样， “信仰资本” 亦有其“实”、“虚”之变，由此使其游移于“硬资本”与“软资本”的互动、变迁之间，形成变幻莫测、深不可探的精神大海。“信仰” 这种“无形资本” 的存有可使社会“有形资本”变大、变硬、变得坚实，而这种“信仰”消失在精神层面造成“无形资本”蒸发的同时，也直接引起其社会“有形资本” 变小、变弱，甚至变得一无所有。这里，无论是“神圣” 信仰还是“世俗” 信仰都有其相似之处和共同之点。面对当今社会的信仰变幻和宗教起伏，我们很有必要为此而研究“信仰资本论”和“宗教经济学”。
一 当代社会变动中宗教板块的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发展迅速、成绩斐然，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也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中国并不是完全“风景这边独好”，在金融海啸、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绝非“我自岿然不动”。因此，这种社会变动自然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或许也会逐渐形成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些“潜规则”。
对于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社会主流大致会用两种眼神来审视。一种是以“拨乱反正”、宗教生活归于“正常” 的角度来看待，其基本认识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常态”，以“平常”、“平静” 的心态来考量宗教的发展，从而认为改革开放前宗教被禁锢、被打压的现象乃为“异态” 而不“正常”，现在则应“恢复”正常，中国宗教生活与世界宗教格局并无两样或独特之处。显然，在这种审视中，少了“意识形态” 和“政治” 之维，缺乏相应的“敌”情观念或“危机”意识。另一种审视则是基于“问题意识”，即从“有问题”这一角度来看待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以政治“责任”、“敏锐” 和“智慧”来审视宗教，当然“无小事”、有重大关系，涉及意识走向、精神态度、政治立场、社会发展、民生关联等问题。必须承认，前一种审视很泛、很弱，看似“平常”、“正常”，实际上却几乎没有真正存在。而后一种审视则是非常实在、明确，起着实质性作用。如果从“找问题” 的角度来看宗教，那么至少会在潜意识上去认为“宗教” 或“宗教发展” 在根本上究竟是“好” 还是“不好”，是不是一种“有问题”的社会存在，是否为主流社会的希望或期待之所在。这样，在上述两种审视之间势必有悖论、有张力、有差异。二者的走向将决定对中国宗教的“价值”、“意义”和“社会” 判断，从而影响到宗教在中国当今及未来的定位与发展。
既然后一种审视为当今中国社会主流、常态的现象，那么我们从“问题意识”来看待中国宗教的当代发展，则会发现其确有“问题”，而且颇为“复杂”。其问题的形成，若从“神圣” 信仰与“世俗” 信仰的彼此排斥关系来看，则可发现当今中国宗教发展与中国社会“世俗”信仰的危机或问题密切相关。当然，
也有不少人认为“神圣” 信仰与“世俗” 信仰本来就是交织共存的，不可截然分开。从社会现实和事物普遍关联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所谓“神圣”与“世俗” 之间的区别尽管有其相对性，二者从宗教学的视野来看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着“质” 的不同，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谈论“宗教”话题。如果从“世俗化”带来的“世俗信仰”而言，中国在过去１００年内经历了急遽的“世俗化” 变化。但如果不将“儒教” 视为“宗教”，这种“世俗化”或许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绝地天通”！按照传统理解，“中国上古的原始宗教经历过三个阶段：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绝地天通，无相侵渎。”① 颛顼“绝地天通”之举“好像是一种正、反、合的辩证演进”之结局，但研究宗教的学者一般认为，“‘民神不杂’ 的状态不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化—宗教状态，而‘民神杂糅’倒是原始文明早期的普遍情形”。② 因此，
“世俗化”之前乃“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状态，只是通过“绝地天通”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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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１９９６，第２６页。
②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２６页。
成“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秩序。陈来先生对这种巨变的分析是，“在这个说法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即宗教改革是由经济危机所引发，而经济危机又导源于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状态。就是说，原始祭祀的泛滥，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匮乏，‘礼’的制度和宗教的改革正由此而决定地产生或形成。”① 颛顼作为上古帝王，其“绝地天通”的改革“最终结果是实现了事神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如果这一论断成立，则可说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中国“国教” 体制，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使封建王朝彻底终结，而中国民众则处于“民神不杂” 的“世俗” 状况。但如果认为中国自古没有作为“国教”的“国家宗教”，那么颛顼乃至后来董仲舒等人的改革就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性的，甚至孔子的“克己复礼”之“礼”亦是一种政治秩序而不是宗教秩序。这样，中国早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了，这似乎也印证了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乃“无宗教” 之国度的断言。顺此思路，则可以说中国历来是作为“世俗” 信仰的“政治” 信仰压过了作为“神圣”信仰的“宗教”信仰，而今天中国宗教的“复兴”则应该从其“世俗”信仰的“危机” 或“问题” 上来寻找原因与答案。不过，中国民间自古以来“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现象却又告诫我们要慎言中国社会的“世俗性” 或中国文化的“世俗化”，那么所谓“世俗” 信仰的“危机” 或“问题” 对当今宗教发展的影响则也应该慎重而言，留有余地。所以说，在分析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宗教性”上尚有许多疑问，尚需不断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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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存在“危机”，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实际变化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已经引起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多元的精神诉求。与这种经济发展相关联，中国社会“世俗”层面的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等已多少受到冲击、有所波动和变化，而其不同程度地“退出”或“淡化” 则为中国宗教信仰的当代发展留下了空间和可能。但由于中国社会“世俗” 与“神圣” 层面的复杂交织或模糊不清，中国当代宗教的发展也正在构成其颇有特色、极为复杂的板块。概括而言，这些宗教板块大致可为“护持”型的“核心板块”、“自发” 型的“新生板块” 以及“模糊”型的“边缘板块”。不同类型的板块仍在相互碰撞、不断错位，由此构成了当前中国宗教的地缘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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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２３页。
“护持”型的“核心板块”指得到国家政治支持的宗教存在方式。从历史来看，如果的确存有“国教”，则属于此类；而不同时期封建帝王对不同宗教的偏好、崇信和支持也大致反映出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在当代中国，其情况则另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国家政体纠正以往对宗教的限制或将之视为“另类” 的态度，在政治上、政策上、社会舆论上、组织管理上以及经济条件上给宗教的存在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形成，６０～７０年代一度中断的宗教组织机构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种“恢复” 和“发展” 乃体现了中国政体的“国家”意识，使相关宗教及其组织机构成为没有“国教”名号的“国家宗教”，有其“正统性”和“合法性”。但与此同时，这种“政体”意识的强烈亦影响到这些宗教的构建、管理和经济支撑，形成了具有“政治形象” 的“国家宗教”。在国家的“护持”、“帮助” 下，这些宗教体态完备、组织严密、网络齐全，在宗教地缘中占据着“核心板块” 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说，国家政体对这一“核心板块” 的宗教有着巨大的投入，这种支持已超过世界上大多数“政教分离”形态国家对其宗教的关心、呵护，由此体现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积极景观和中国宗教政策、法规的落实。位于“核心板块” 的宗教亦成为其“典范”和“样板”。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所谓“国家宗教” 在此还是复数的，不是单一的，如我们的“五大宗教” 之说。不过，由于宗教性与政治性毕竟有其不同之处，加之二者交织中出现的复杂嬗变，“核心板块”的宗教也并非“一方净土”或“平安的港湾”，其出现的个别问题或异样的发展走向也会引起国家政体的警惕和防范。另一方面，这些位于“核心板块” 的“合法” 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亦积极“亮相”，有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代表形象，尤其在“政治” 表态、文化工程、经济创业、社会工作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宗教因受世俗社会影响较深而更多关注“人间”、“人生”层面，在与主流社会保持一致的同时也有对国家政体的更多依赖，故而可能会有在“经济”自主、自养上的“异化”，从而在“宗教性”、精神信仰、理论修养上显得不足。这样，在这些宗教中许多社会、文化工程及其发展的“创意”和“实施” 多来自国家政体或世俗社会，宗教界的“自我意识”明显不够，且在宗教教理、修行、礼仪、管理上缺乏“高僧大德”，未现“出类拔萃之辈”，“纯” 宗教意义上的精英仍如凤毛麟角，从而与当今中国宗教的社会外观和文化复兴不相吻合，在“核心板块” 上留下了一些脆弱之处。查尔斯·泰勒在其《世俗时代》一书中曾谈到宗教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三个层面的“世俗化”①；若按此分析，则可感觉宗教组织“参政议政”、过度关心政治或许会有“政治上的世俗化”倾向，宗教团体或个人热心于“发财致富”、以“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或许会有“社会上的世俗化” 倾向，而宗教活动偏向“娱
乐文化”、迎合“民俗”或“流俗”文化的需求也似乎会有“文化上的世俗化”倾向。由于这种宗教自我意识的不强，在“核心板块” 的内部会出现一些破裂或分化，造成其本有资源的流失；而其对外范围亦颇难把握，当宗教发展被视为社会和谐的“积极” 象征时，其规模会“扩大”，人数“增加”；但如果宗教发展被看做是与社会稳定相反的“消极” 因素时，其规模则会“缩小”，人数亦“减少”，从而有其宗教在中国政治评估中的被动伸缩，宗教本身对自己的信仰往往也不能够“理直气壮” 地坚持，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的理顺。
“自发”型的“新生板块”乃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异军突起”，其特点是“板块”分散、问题繁多，而其所谓“自发”也只是相对中国政体来说，实质上却有复杂的外界关联、掌控和渗透。在“全球化” 的国际范围内，这些“新生板块”往往成为世界关注的“核心” 和“焦点”，被“敌视” 中国或“误解”中国的组织及个人作为“问题”意识来放大、过问或干涉，从而在国际“话语”
上挤占了“核心板块”的位置，造成了一些人为的“难点”、“热点”。在中国当代开放、多元化的社会中，这些“自发” 型的“新生板块” 有其分散性、流变性、隐蔽性等特点，其“宗教” 有的虽“不合法” 却求“合法”，有的舍“大而全”而守“小而散”，在“本土化” 与“去中国化”、“宗教化” 与“政治化”、“公开化”与“隐秘化”、“民族化” 与“国际化”，甚至“友” 或“敌”之间扑朔迷离、深浅难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宗教领域的一块“盲区”。当然，
这种“新生”也是相对而言的，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为“新生”，而在中国内地６０年前的历史上、在中国台港澳地区以及在境外却是“旧有”。从其类型上来看，这些“新生板块” 有的从“核心板块” 分化而成，有的是传统存在“枯木逢春”，有的是外来传教“渗透” 使然，有的是古今中外奇特结合，有的
是民间土壤中的滋生、异化。从其涵括的宗教来说，则既有目前“核心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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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ＡＳｅｃｕｌａｒＡ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7.
佛、道、伊、基、天的“异类”或“另类”，亦有“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各种宗教，不仅有方兴未艾的“新兴宗教”，甚至有危害颇大的各种“邪教”。按照目前中国法规和现行政策，这些“新生板块” 中的不少宗教在华为“非法” 或“不合法”存在，然而其中大部分宗教在世界其他地区则为“合法”、“正常”存在；许多甚至也无“政治” 意向和企图，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口碑” 很好。因此，如何认识、分析、对待、处理这些宗教，其政治性、政策性以及宗教性、学理性都非常强，其不同举措亦会导致是否正确分清“敌”、“友”，化“敌” 为“友”或推“友”为“敌”的不同后果。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对之要三思而后行的“临界”之状态。
“模糊”型的“边缘板块”所涉及的“宗教”既有认识上的“模糊”，亦有实践中的“模糊”。例如，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大众信仰、民间信仰、神灵崇拜、“英雄”崇拜、“领袖” 崇拜究竟算不算“宗教” 或“宗教意识”，应该怎样去认识和处理，仍然是说不清、道不明，意见众多，分歧颇大。人们在对“宗教”及“宗教性”的认识上难达共识，因而在观察、分析社会各种信仰现象上就存
在很大的差距。而其相关活动则构成“似” 宗教或“不似” 宗教的“边缘板块”，人们在“模糊”中或是无视其存在，或是采取难说有效的举措。在这一方面同样包括对中国宗教“土壤”、宗教“生态”的认识。具体来看，其一，对民间信仰的认识迄今仍属“模糊” 型的范畴，民间宗教在海外华人、在港澳台地区均作为“宗教” 而存在，且已有其“合法” 性。但在中国内地，人们慎言“民间宗教”，而代之以内涵不清、外延模糊的“民间信仰” 这一表述。虽然海外华人在境外持守的传统中国民间宗教为“合法”、“正常”，但一旦他们要以这些宗教回中国内地来“认祖归宗”、“追根溯源”，则会遇到成为“非法” 和“反动”组织的窘境和狼狈，二者之间反差太大。而且，对同样的“民间信仰”存在，至少在福建、浙江和湖南，社会政体对之就有三种不同的认识模式和归类，由此在处理方式、管理方法上也各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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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识和处理虽然有其“方便”之处，却毕竟影响到我国法律的严肃性、政策的一致性和理论的科学性。其二，对“儒教”的认识仍迷失在其是否是“宗教” 的灰蒙之境，有些人对把“儒教”看做宗教百思不解，还有人则对“儒教” 不是宗教之说感到一头雾水。“儒教”是“教”、“非教”之争方兴未艾、酣战依旧。印尼总统瓦希德访华期间告诉中国领导人：印尼已通过法令宣布儒教为宗教，可以让印尼华人与穆斯林一样拥有自己的宗教和宗教节日，而中国领导人却向他耐心解释，坚持儒教不是宗教，令他不知所措、颇为扫兴。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层面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许多中国人并不愿意从宗教意义上来解读。当中国在海外以兴办几百所孔子学院来弘扬中国语言和儒家文化时，对历史上有无“儒教” 却仍然讳言。其三，许多民众在教堂过圣诞节、举行婚礼，以及在庙宇、道观等烧香拜佛、占卦求签之举，究竟是民俗、时尚，还是宗教意识或情感，亦颇难分辨。对于这种信拜的随意性，人们更愿意有一种“非宗教性解释”，而只把较为正规、系统的信仰崇拜视为宗教。其四，部分党员、干部的信教现象和在处理乱建庙宇、佛像神像等“违规”事件上的不敢出手、怕遭报应等心理心态，究竟有无“宗教” 心境？其对宗教“大师”的仰慕和追崇，对宗教经典的入迷和折服，是否有着信仰上的“心有灵犀”？这些都值得我们思索和分辨。虽然在这些“模糊”的“边缘板块”不应该有“泛宗教”认识的偏激，却也不能忽视或无视其中的宗教因素，不能放弃对中国人的“宗教性” 的认识和界说。就其前景来看，这种“模糊” 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在对“宗教性” 及其与“宗教” 关系的认知上暂时也很难达成共识。
二 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
当前中国宗教上述三种类型的板块格局并非中国宗教发展真正的“正常”和“理想”之状。因为，若处理不妥，这三种板块的碰撞和互损会加剧，而且现在已出现一些有着不好倾向的异化和蜕变。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理想上的区别，即使是“核心板块”中的所谓“官办” 宗教在政府的“护持” 下亦不能理直气壮，而且在不少方面仍心有余悸，故而难以充分展开其“宗教性” 发展，其现状也往往给人以被动、不自觉、缺少自我意识或主观能动性之感。第二种“新兴板块” 中的“自发” 型宗教则是在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中“脱颖而出”，有其“公民宗教”的意识或“自由结社” 的“放肆”，看似充满“活力”，却已与现行社会秩序形成“张力”，其“无拘无束”、“无所羁绊”正与我国法律政规相抵触，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其在社会中的弥散迅速却无形，不过也早已因其在村镇、校园、外企及与之相关的民工群体、白领群体、知识群体等相应人群中的隐现频仍而引人关注。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人打着“宗教” 旗号行其“政治”另类选择之实，躲在信教群众中形成对之隐形“绑架”，以群众为屏障和保护而令政府举措有投鼠忌器之虑；有的想“脱敏” 而走“合法”、被政府“招安” 之途，却步履维艰、障碍太多，难达其看似简单的目的；有的想借题发挥，利用全球舞台和国际市场来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乱；还有的则指望挑起政府的打击来掀起宗教狂热，形成其畸形发展的“兴奋剂”。凡此种种，使这一板块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令人棘手、难办。而第三种“边缘板块” 则处于其“生成期”，可塑性颇大，前景难测，但也使我们在“积极引导” 上大有用武之地。这一领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民众、文化“宗教性” 的认识、分析和评价问题，从而为测试、把握中国的宗教状况提供相应的标准和尺度，进而还可了解中国宗教的所谓“土壤”、“氛围” 或“生态” 问题。
中国宗教未来发展的理想之途，在我个人看来应是政治上“脱敏”、“淡出”，社会上“担当”、“投入”，文化上“重建”、“更新”，信仰上“回归”、“升华”。在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宗教不应该被视为或被推为“假想敌人”和“潜在威胁”，也不应被看做是主流政治的“竞争对手” 和“另类选择”。对宗教的“批评”、“打击” 不仅会无济于事，反而可能激化矛盾，造成对立双方的两败俱伤。因此，对宗教发展要“引导”和“疏导”，使之成为共构和谐社会的多元因素中的一员，让其“和而不同”、“和合生辉”。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群众的宗教信仰，对之没有必要“神化”，但也不要“丑化”。政府对宗教的管理落实在“法治”（法制）之上，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宗教，为此有必要形成全面、实效的管理网络和体制机制。因此，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应突出政府的“一体”，体现出政府在管理宗教社会事务上的法律、政治和行政权威，强调政府的积极引导。在政府“统一” 管理的基础上，则应让宗教“多元” 发展、生态平衡，彼此监督、优胜劣汰，由此在中国“政主教从” 的现实上达致政教之间的“一体多元”和教与教之间“主次协调” 的积极格局。政府应该正视现代社会宗教“多元”存在的客观现实，没有必要“人为” 地去扶持和打压某一宗教，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和执法者的公正。对宗教界的政治态度抓大放小，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思想求同存异上“引而不发跃如也”，鼓励宗教投身社会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在社会救济、慈善事业上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使之成为宗教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真正安身立命之处；所以，有必要在社会工作上给宗教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其有发展的潜力；而在宗教组织、团体的认定上“门槛” 要高，不能过于随意、放宽，必须符合宗教身份、具有宗教资质，但也应为宗教组织形态得以成熟提供合理的时间保障，给予其从“临时” “备案” 到“正式” “登记”的时间过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宗教的社会演变加以观察、监督、管理和引导。至于宗教的“经济” 活动一旦有“营利” 性质则应纳入社会财务管理和审计规范，允许其在社会服务和自存自养上有“减税”、“免税” 的优惠，但不能对宗教组织的“经济开发” 放任自流，形成“特殊” 的经济监督、管理上的“死角”。而对宗教“非营利” 的社会慈善、福利工作，则应在用地、能源、审批、税收等相关方面提供方便，有一定的照顾和积极的扶持。这样，宗教在中国未来的可能形态或许会转“官方色彩” 为“民间自然” 形态，变“政治参与”为“社会参与”，宗教界人士只是以“公民”身份关注、参与政治，宗教组织机构则保持“非政府组织”、“非政治组织” 的性质。当然，在现阶段仍必须承认中国当前社会文化处境中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事实上的相关“主要宗教”的“核心” 地位，对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加以充分肯定和必要支持，让其在处理与其他在社会上相对“次要” 的宗教的和谐共存关系时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使所有宗教在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中有其“楷模” 和“榜样”。而在宗教的未来发展中则应逐渐打破这三大板块的格局，实现所有宗教多元、有机、和谐、融洽、彼此激励、相互补充、层次清晰、有序衔接的整体共构。其中原来“核心板块” 的宗教仍可以通过自我革新、与时俱进而成为社会中起主导、支配作用的宗教，与所谓“新生板块” 的宗教形成融合、联合、结合或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和而不同的关系，而原来“边缘板块” 的宗教则应通过其宗教形态的成熟、完备和宗教心态的积极、向上来顺利完成其社会磨合、适应的过程，从而能真正提供宗教在中国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土壤”、“生态”。不过，对宗教发展的期待既应注意其精英信仰的“升华”、“超然” 之脱颖而出，也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大众信仰的“质朴”、“直观” 甚至“功利” 性走向。在“积极引导” 和“主动适应” 的双向互动中，现有“三大板块” 的宗教状态则会逐渐结束其“混乱” 现象，达成在社会上“一体多元”、“主次协调” 的整合。从此，宗教发展的主要注意力和方向则可一为社会层面的服务参与、人间贡献，二为文化层面的承上启下、发扬光大，三为信仰层面的返璞归真、纯洁无瑕，以真正体现宗教作为“宗教” 的社会关怀、文化传承、精神慰藉和灵性超越。金融危机和社会变动会引起宗教新的波动与发展，导致在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这对于宗教的社会发展和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都是一个重新审视或调整的机遇。我们在这种时代处境中观察现实宗教状况则既应客观，亦需前瞻。由此，引发了关涉中国宗教发展的种种思绪。以上设想仅为自己在宏观把握上的“意识流” 表现，谈不上是成熟或系统，这里仅以此来抛砖引玉，希望能多在大家“实证性” 调查研究中得到印证或修正。 |
IP卡
狗仔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