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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赵永生教育博客]
《圣爱歌》诞生的前后
方越的《圣爱歌》,几经周折,今天终于付梓,此刻,我知道他肯定是百感交集。
此书出版的前后,先生真可谓呕心沥血,披肝沥胆。此书也凝聚了先生亲属和朋友大量的心血。天地意愿,在大家的鼎力相助下,此书出版了,了解了先生多年的夙愿。先生一生,干的都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差事,也算著述无数、著作等身,可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件像样的作品流行于市面。先生年愈古稀,此书是他谢幕的华彩演出和表达,是他对此生的一个交代和总结,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彩之笔。正如冯希哲教授所言;“方越先生呕血千言,用“三秦一枝笔”的才情与思考浓缩一曲《圣爱歌》,引致中外武则天“粉丝”的交口称赞本为情理中的事。他向来乐善好施,平日里喜为他人做嫁衣,究竟让多少人享尽其文字之功妙,自己说不清,别人也只记住了其妙笔生花,着实了得。如今,《圣爱歌》一出,总算为大半辈子的舞文弄墨生涯有了个交代,可喜可贺,不然“三秦一枝笔”的美誉岂不让人惋惜,也替朋友了却了一桩心病。”
历史上凡是争议越大的人物,对历史、社会、文化及人们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影响越深远。在中国历史上,被争议不休的人物,除了秦始皇,就是武则天。一个史称“祖龙”,一个史称“女祖龙”。
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廊清千年历史的宏观学识架构和史学思考,为大唐女皇武则天正名。“跨越千年与长恨歌对唱,拂去尘埃为武则天正名。”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人的盛世情结凝聚于唐,说唐又多以“开元盛世”与李隆基杨玉环之事为书写载体。这是对历史的误读。白居易《长恨歌》将这场无可奈何的爱情悲剧,诗化乃至神化为一种缠绵悱恻之情、命运叵测之意。“女人祸水”的阴影一直凄凉着民族精神心灵。而恰恰是这一悲剧无可更改地成为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象征。
先生在蒙曼教授在“百家讲坛”开讲武则天时,先生就提出了“武则天与李治超乎人的本能和儒家道统,平等互携、志同道合、诚信负责,在更高层次上的“从一而终”的爱情。他们是生活的情侣,又是政治的伴侣。“生能并肩理天下,死亦托体同山河”的永久之爱可谓“圣爱”。恰恰是这一美妙绝伦的“圣爱”成就了李唐由治而盛的历史辉煌,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乾陵是他们圣爱的栖息地。这里典藏着盛唐的情感、智慧与思想。盛唐文化本质上是武则天文化。大唐帝国之梦内核是李武“圣爱”之魂。”见解新颖开历史篇章,气魄宏大言微言大义。
在历史上武则天一直被戴上女人祸水的帽子而被供上祭台。先生高举“人情、人本、人伦、人性、人格”的大旗,为一代女皇武则天平反昭雪,颠覆人们心中长期被歪曲误解的武则天形象,并且赋诗《圣爱歌》,与流传了千年的《长恨歌》对唱,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武则天是一个超越了时空的符号,充满了象征意义。一个名字,常常凝聚着、标识着一段历史。一个名字,往往是一种思想,一种学说,甚至一种哲学。一个名字也往往是一部著作,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武则天”这个极富历史魅力的名字,就是一种思想、学说和哲学,是含意深邃的历史文化现象,内涵极其丰富而个性鲜明的文化符号。“武则天”留给中国历史功过是非的争议,滔滔不绝,最为壮阔,最为长久,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矛盾体。
关中乾县梁山上哪座巨大的陵墓,陵墓里哪位安睡的传奇女人——武则天,怎么可能想到,在千百年之后,除了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政府官员,坊间百姓对她的是非功过加以评说之外,关于她的爱恨情仇,也依然撩拨着先生敏感的神经。这不仅需要胆识和勇气,还需要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和卓越才情。先生在古稀之年不顾“三秦文侠”的美誉,进行了一次危险的创作,仅此一点,可钦可佩。
而我,也为先生的书殚精竭虑、忙前忙后。有多少个夜晚,我都是坐在电脑桌前敲打着键盘,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可以说,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倾注了我深深的感情。字斟句酌的校对,一丝不苟的编辑,苦思冥想的设计,一样没少花心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颇丰。
《圣爱歌》的价值无庸置疑是巨大的,它将在武则天研究的学术领域内,独领风骚、独占鳌头。我有理由相信,它会在学术界掀起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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